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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50期)

    中国刚刚加入wto的时候,国内对入世的批评声音非常大。一些学者与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普遍存在担心,怕这是“狼来啦”。因为中方在入世协定中做了不少承诺,包括大幅度降低货物进口关税,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等等,这些都很有可能给国内的企业和就业带来冲击,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因此,我们如何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是当年国内面临最大的课题之一。

    为了妥善应对这一挑战,认真履行我国的入世承诺,国家专门举办了省部级领导关于世贸组织规则的培训班,朱镕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亲自授课,各个省份党政一把手都参加了培训。当年参加谈判的各个部委领导和专家学者为培训班成员系统讲解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以及中国入世后需要做哪些内部改革工作。

    除了国家层面的培训班以外,各个省市与地方的培训班也办得热火朝天,在全国掀起了学习世贸组织规则,认真履行入世承诺的热潮。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

    中国入世后,经过一段过渡期,中国政府完全按照承诺修改了2000多项法律法规(加上修改地方的法律规章共19万多项),货物进口平均约束关税从43.2%降到15.3%,放宽100多项服务贸易分部门准入限制,获得世贸组织成员普遍好评。总干事拉米甚至对中国履行承诺给了a+的评价。这一切都来之不易。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为履行入世承诺付出的巨大努力。

    记得当年吴仪副总理曾指示我们要“学习规则、熟悉规则、运作规则,同时要积极参与制定规则”。而且她强调,“在世贸组织谈判中,不当绊脚石,不当领头羊。”由于我们刚刚加入wto,是个新成员,即便想当领头羊,其实条件还不具备。不过我们虽然是新成员,但毕竟经济体量摆在那儿,其他成员也不敢小看。

    中国在世贸组织里的地位和影响力,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世贸组织里,印度和巴西作为创始成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我们是初来乍到,而俄罗斯当时还没加入wto。世贸组织重大决策长期由欧美主导,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这四方很强势,基本上重大事项,都是他们先私下商量好,再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协调。方案提出后,他们会通过各种关系和手段,胁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基本就是这么一个套路。

    中国加入之后,和印度、巴西、南非、阿根廷等国家抱团,并与东盟、非洲、拉美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在整个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有两个重要团队。

    一个是农业谈判的g20,由20多个国家组成,巴西牵头,核心是巴西,印度、中国、南非、阿根廷等。这个谈判是进攻性的,要求发达国家减少农业补贴,降低农产品关税。最后农业谈判主席提出的案文里,很多g20的建议被采纳。例如,欧盟承诺削减80%的农业补贴,美国承诺削减70%,发达国家农产品关税最低削减36%。

    另一个是保护发展中国家农民生计的g33,由30多个发展中成员组成。这个谈判集团由印尼牵头,核心是印尼,印度、中国、土耳其、菲律宾、韩国等成员。这些国家的农业都比较脆弱,强调保护中小农户利益。争取一些敏感农产品进口关税不降或少降,同时降低关税后,一旦国外农产品突然大量涌入,需要有个特殊保障机制(ssm),采取临时提高关税等措施。遗憾的是,由于美国坚持其强硬立场,加上美国政府换届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多哈回合无果而终。

    在当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多边贸易体制日益被边缘化的形势下,一些成员对wto改革的讨论日益升温。这对阻止逆全球化势头的蔓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无疑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举动。

    我们必须承认,wto并不完美。其弊端就是太民主了,所有事项都要协商一致。多哈回合之所以这么难,一个重要原因是把20多个议题打包,要在164个成员中达成一揽子协议,这个难度就太大了,所以谈了17年也没结果。

    我觉得当前wto面临最迫切的挑战是如何使所有成员都回到遵守wto的基本规则上来,不能让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不能允许任何颠覆wto基本规则的企图得逞。不能允许某一个成员的国内法规凌驾于多边贸易规则之上。

    保证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行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当务之急是打破大法官遴选程序的僵局。不能因为某一个成员的抵制而导致上诉机构的瘫痪。对今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多哈回合谈判中各个成员已经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但总体上成员普遍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比起许多国际司法机构的运行均获得更多的好评。目前存在的一些缺陷完全可以通过成员进一步谈判加以改进。

    在讨论wto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成员为了防止美国退出wto,建议重点讨论解决美国当前最关切的议题,如政府补贴、国企纪律、竞争中立、强制技术转让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实际上,这些议题有些在多哈回合谈判的议题中已经涵盖,有些则属于新议题,需要在今后规则谈判中妥善解决。这与wto的改革是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

    毋庸置疑,各个成员对制定新的贸易规则都有自己的关注和诉求,例如一些成员认为对 trips协议应当进行改进与补充。现有协议主要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专利的保护出发,但对技术专利的引进方利益关注不够。wto应当鼓励技术的自由转让,如果任何政府要干预企业,强迫转让技术是不对的。同样,如果一国政府要干预企业,禁止转让技术也是不可取的,这与wto的基本原则是相违背的。只有鼓励企业之间转让技术,促进货物、服务、资本、技术跨境自由流动,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因此,wto对政府禁止企业之间技术转让应当有纪律约束。正如2004年在trips与公共健康问题达成的协议一样,要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

    现在一些发达成员抱怨wto对其不公平。如果说wto存在不公平的话,首先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够公平。现在的wto基本规则,都是在发达的大国主导下制定的,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不断地进行改革以适应wto规则的各项规定。

    特别是乌拉圭回合增加了服务贸易,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trims)等内容后,发展中国家在wto内享受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出现巨大反差,大大提高了他们履行承诺的行政成本。多哈回合谈判的初衷是要重点解决发展中国家关注的不公平问题。这是wto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所以,我们在讨论今后wto改革的方向,应当对发展中国家的各项关注与诉求给予充分的考虑。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回顾起来,应该说,中国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我觉得入世最重要的作用是给国内外企业的营商环境带来巨大改善。投资贸易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对提振中外企业开展经贸合作的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入世对深化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意义重大。以前,全国只有十几家外贸专业公司有进出口经营权,入世后国企、外企、民企三大外贸主力军一起发力,货物与服务进出口、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业务都取得长足进展。由于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业务的广泛开展,许多企业直接加入了全球价值链当中,为提升中国企业产品质量与国际竞争力打下良好的基础。经过10多年的奋斗,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大经济体。

    入世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世贸组织许多基本原则如透明度原则、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原则对我国国内各个经济领域的立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是,就在我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同时,国际上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变局”: 英国脱欧,特朗普退群,逆全球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战逐步升级等等,给我们带来巨大挑战。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40年前的中国,“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我们国家40年走过的历程证明了唯有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才能发展。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节奏和自主的时间表,进一步扩大开放,坚持深化改革,是我们应对当前挑战的法宝。正如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许多重大国际场合所重申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

    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开放,面对日益升级的中美贸易战,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国企、外企、民企要一视同仁,解决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市场准入等问题,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并且不断减少负面清单(目前已经从122项减少到48项)。不过在金融领域的开放要慎重,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

    与此同时,我们要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力挺多边贸易体制。推动wto谈判功能的恢复,多哈回合谈判是“发展回合”,谈判的宗旨是重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与诉求。现在这一承诺还没有兑现,如果能将多哈回合剩余议题与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和中小企业等新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可能对新议题讨论的推进会更顺利一些。

    一些成员建议今后更多采取诸边谈判的模式,这种谈判模式效率会更高一些。例如ita、gpa谈判都是成功的案例。目前ega、tisa谈判处于停滞状态,如果能早日恢复也许能成为一条重要途径。

    在国际舞台要坚持扩大我们的朋友圈,加强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亚非拉各国的密切合作,以“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作为纽带,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贸区谈判,推进互联互通;推进rcep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进中欧bit谈判,探讨与英国加拿大自贸区谈判的可行性。总之,通过贸易投资多元化减少中美贸易战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口述:孙振宇;撰稿:《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孙冰)

    文字编辑:钮文新

    新媒体编辑:王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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